京剧中的“舞”、“法”、“末”说

    京剧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她以其“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等艺术规范，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民族传统艺术。

    京剧经历了各地方戏种相互融合、逐渐演变的过程。无论是京剧行当，还是京剧的功法，在边继承、边创新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东西被传承下来，有的则被逐渐淡化和扬弃。

    在京剧的“功法”中，“四功”就是把“唱、念、做、打、舞”中的“舞”字，归于“做打”，以“唱、念、做、打”或“唱、念、做、表”称为“四功”。  

    在中国戏曲中，“舞”是有专门说法的。主流的说法是：“舞”产生于古代“祭祀”，这是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祭祀”和“傩戏”，但“祭祀”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纯粹地表演，“舞”的模仿性形成了戏曲的前期形态。另一说法是：戏曲起源于古代“宫廷优人”说，古代宫廷的“俳优”，以歌舞或弹奏进行表演，供权贵娱乐，因此古今学者普遍有“优戏之始”说，即把“舞蹈”确定为戏剧发展的源头。

    在京剧的舞台上，“舞”作为功法是可以单论的。如：《天女散花》中的舞绸、《大唐飞歌》中的宫廷舞、《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舞剑等，从中可以看到“舞”作为一种艺术功法，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那些古典艺术之美，不逊于世界任何一种舞蹈艺术。由此看来，“舞”以“做打”二字来涵盖感觉有些不足，虽然在理论上以“做”“打”来涵盖“舞”似乎有些道理，但“舞”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功法、以及久远的历史渊源，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早期先辈们提倡“唱、念、做、打、舞”，是对其历史渊源和表演特征加以总结和思考而做出的定论。

    现重新提出“舞”字，不是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强调“舞”字在表演艺术中的分量，“舞”字作为一项重要地表演技法，是应该单独提出来，以评价她在京剧艺术中的重要价值。

    在京剧的“五法”中，“手、眼、身、法、步”中的“法”字，现今已很少提及，从字面看“手、眼、身、步”都是形体中的表演技法，而“法”字并不是形体。一般来讲，“五法”中应该都是统一的形体表演技法，那这个“法”字也应该与形体有关，有人认为：这个“法”即是头发的“发”，“法”是“发”的误传，这似乎是可信的说法。

    “发”在表演中的运用很多，如：《打金砖》中刘秀受惊后地表演，《野猪林》中林冲受酷刑后地表演，都运用甩“发”的技法。在《乾坤福寿镜》中，胡氏的表演，也以头发的变化，来体现失心疯后的精神状态。《华容道》中曹操在败走华容道中以头发散乱，来表现人物的潦倒和狼狈。另外，像《群英会》中周瑜的翎子功、《徐策跑城》中徐策的帽翅功和须功，都属于“发”地表演。所以，“五法”中“法”字就是对“发”的误读，这种分析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按照以上说法，京剧的功法就涉及到了十个字，即：“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发、步”。但现在大家都普遍认可了“四功五法”的说法，已经约定俗成了，成为公认的艺术法则，无需改变，在京剧的传承中好好遵守也就可以了，但在理论上作为一种探讨，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根由，会加深我们对京剧表演艺术上的认知。

    京剧的行当分类现只讲“生、旦、净、丑”，不再提“末”，这种行当上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末”本身就是“生”行，只有把所有行当都进行细分，“末”的提法才有意义。如：旦角可以分青衣、花衫、老旦、彩旦、刀马旦、武旦等。生、旦、净、丑每一个行当都是可以细分的。

    “末”来源于元杂剧。元杂剧中的角色主要有正末、正旦净和丑。由“正末”演唱的称为“末本”,由“正旦”演唱的称为“旦本”。元杂剧在“末本”戏中“正末”一人唱，分工十分明确。如《汉宫秋》、《李逵负荆》分别由“正末”扮演的汉元帝和李逵主唱，属于“末本”。“正末”始终扮演同一人物，例如《汉宫秋》中的“正末”，始终扮演汉元帝，但有少数剧本，“正末”在同一本戏的不同折里，扮演的是不同人物。如：《陈州粜米》第一折“正末”扮张憋古，第二、三、四折“正末”扮演包公，《单刀会》第一折“正末”扮乔公，第二折“正末”扮司马徽，第三、四折“正末”扮关羽；上述例子，“正末”虽换了人，但仍符合正、末主唱的原则，仍应称为“末本”。

    从元杂剧中看“末本”是生角中的主要演员，从行当的分类来看，本为主唱，“末本”是生行的主唱，之外又有“外末”“副末”等，都属于生行。

    京剧“生、旦、净、末、丑”中的“末”另有规定，一般是指扮演中年以上男人。如：《文昭关》中的东皋公，《杨门女将》中的采药老人等。

    京剧中的“末”是对元杂剧行当的传承，但又不拘泥于元杂剧的规定，这样的变化是符合京剧发展原则的，

    京剧的“法”、“舞”、“末”，虽然已逐渐淡化，但依然是重要的表演基因存在于京剧当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溯本求源，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它们在京剧发展过程中，曾经单独作为表演技法和行当分类被确定，是不可以摈弃它们的存在。

    以上提出的“法”、“舞”、“末”说，并不是对前辈的理论提出质疑，也不带有任何的不敬或否定。对京剧艺术来说，挖掘京剧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入探索其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可以温故而知新，从而提高我们在理论上的认识，以求更好地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

2025年元月立春日  刘向东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