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朗亭·三庆班·京剧诞生

今年是宝应人高朗亭诞辰250周年，他出生于公元1774年，1827年离开他热爱的舞台。为缅怀这位被誉为“徽班进京第一人”、“中国京剧奠基人”艺术大师，作为宝应人有必要重新回顾“徽班进京”的历史，从而能够进一步了解高朗亭在徽班进京中以及徽班进京后的重要经历，进而充分认识到他在中国京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小引

说起高朗亭就必须提及三庆班，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汪晓峰先生在他所著的《三庆班进京前后探微》一文中，详细的描述了三庆班的成立、进京、留京、辉煌等发展过程。他说：在中国京剧史上，徽班进京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在这个过程中，三庆班因艺术人才大量涌现而成为“四大徽班”之首。班社最开始由夏文洀、余老四等动议成立于扬州，其后在安庆、杭州、扬州等城郊乡野流动演出。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三庆班进京祝寿，此后班社长期驻扎京城，道咸同时期，三庆班在梨园泰斗程长庚的领导下，招贤纳士，并编排连轴大戏，一跃成为京城戏班之翘楚。清朝末年，三庆班虽有杨月楼、谭鑫培等名角，但受时代局限与影响，终究也只能无奈谢幕。三庆班在舞台上活跃百余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班社。

一、缘起·三庆班成立

（一）徽州盐商的经济支持

康雍乾三代是清代最繁荣鼎盛的时期，社会民生安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事业繁盛。由此刺激文化消费高涨，苏浙豪商巨贾纷纷开始追求潮流，投入巨资蓄养戏班。徽州盐商也同于此俗，为徽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三庆班背后之徽州盐商，便是鼎鼎有名的江春。

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徽州歙县江村人。他的家族，自祖父一辈便至扬州业盐，经营江广达号盐铺。经过两代的艰苦努力，到了江春这一辈，已是赫赫有名的两淮八大盐业总商之首。此时，经济实力雄厚的江春也在积极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博乾隆皇帝喜爱，江春不仅以极端奢靡之排场，常年接待皇帝下江南，同时还竭尽全力报效捐输，留下了“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传闻典故，其本人更是被誉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江春被授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乾隆皇帝甚至对主管地方盐务的两淮盐运使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以官身向民商请教，可见乾隆对江春的信任。

江春鼓励和提倡戏曲，征聘四方名旦入戏班，使徽腔、京腔和秦腔开始融合。江春家原有德音班，后又组建春台班。德音、春台两个戏班，演出剧目近千种。这两个戏班的日常运营费用更是不菲，“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商集团，不遗余力地推广戏曲，无疑对戏曲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怀宁石牌的艺术氛围

石牌古镇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至迟在清代中叶便已是全国闻名的商贸集散中心。此地毗邻长江、皖河，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贸易繁荣，盐、米、茶、丝、麻等各类货物都云集于此。高峰时，石牌这一个集镇便拥有商家三千、帆船千艘。石牌镇本地居民较少，大部分都是跑船帮的商户。为了生活和贸易便利，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客商都在此设立会馆，为往来本乡商客提供方便。

戏曲作为一种市井文化，可将同乡好友聚集在一起，便于其联络感情，增进了解。久而久之，石牌古镇的戏曲班社和艺人越来越多，文化氛围极其浓郁，梨园界有着“无石不成班”的说法。
石牌镇的戏班文化甚至延伸至安庆府及其周边各县，当时能够演出的戏班舞台竟有大大小小八百余处，包括戏园、戏楼、花戏台等多种形式。以戏园对外经营接待观众，石牌镇著名的有三家，大的可容纳600人以上，主要上演徽调、皮簧等。戏楼大多设置在宗族祠堂内，只唱连本大戏，每年逢宗族大事，如重要节庆，中举升官以及祠堂竣工等，要聘请戏班演出，也叫堂会。因其装饰精致典雅，且选曲不拘正音，花杂不定，故称“花戏台”，与大戏园和戏楼不同，演出的是小本折子为主的小型精品戏文。

（三）乾隆大寿的直接刺激

为庆祝乾隆皇帝的八旬寿辰，朝野上下提前两年便开始着手准备。清乾隆五十三年，诏命发至闽浙总督伍拉纳手中，钦点扬州组织班社进京演戏。伍拉纳饱受皇恩，自然不敢轻视诏命，转念便想到了盐商江春。江春家族世代经商，八面玲珑，有着多次接驾乾隆南巡的经验，平素又与各戏曲班社的艺人关系极好，正是承担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于是伍拉纳便将组建戏班进京献艺一事转交给江春。

几经查访，江春感觉到，仅凭扬州的戏曲艺人，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便想到直接去花部戏曲的发源地安庆物色人选。江春早年曾师从皖江大儒夏衡瞻学诗，所以他来到安庆便与夏氏家族商议。经过夏氏家族的集体商议，推举商帮领袖夏文洀协助江春办理此事。在夏文洀的介绍下，江春结识了梨园行里的耆宿——余老四。余老四在梨园行里人脉广，资历深，很快便在当地精选了一些伶人，一切进展顺利。

随着进京日期日益临近，众人越发感觉到，应该有一位可以挑班的头牌台柱。不断物色之后，余老四发现了江苏宝应人高朗亭。高朗亭出身于梨园世家，擅长花旦角色。据怀宁老人回忆，高朗亭从小跟着他的叔父高长发学习，因高朗亭的老家住在宝应城北“安庆会馆”旁，所以高朗亭的叔叔很早就跟随来宝应演出的徽班学戏，高朗亭的“颦笑传情，眉眼溢波”，是旦角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高朗亭很快便应承下来，加入三庆班。事实证明，高朗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戏剧活动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在21岁时便被推举为班主，执掌三庆班近20年，培养出一批批著名演员，创作和移植改编了许多优秀剧目。后来在他38岁的时候，被清庭内务府委认为专管梨园行的“精忠庙”首任会首。

在闽浙总督的大力支持、富甲商贾的资本运作、行家里手的精心组织、梨园新秀的积极加盟之下，三庆班正式成立，广泛于安庆、杭州、扬州等城郊乡野流动演出，一时声名鹊起，成为进京献艺之不二选择。

二、发展·三庆班立足

（一）进京登台得先机

一切筹备工作完成后，三庆班如约进京登台，为乾隆皇帝献艺。在皇宫舞台上，高朗亭等艺人鼎力革新，三庆班唱腔新颖、剧目丰富、情节动人。“适至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人（伍拉纳）命带‘三庆班’入京，自此继来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有着深厚官、商背景的三庆班，在伍拉纳的带领下抢占先机，在其他徽班以前率先进入京城营造声势，刮起一阵“徽”风。

（二）立足前门大栅栏

过去在扬州、安庆等地演出，戏迷数量有限，三庆班不得不靠“跑码头”演出为生，四处辗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而在乾隆八十大寿之后，三庆班在京师之地声名鹊起。高朗亭敏锐地意识到京城天地广阔，戏曲需求量大，有利于班社的生存和发展。为结束“为稻粱谋”而四处流动的窘况，高朗亭与班社其他成员商议后决定，不再转回原籍，而在今天依然享有盛名的前门大栅栏附近落脚，长期留在京师发展。于是，公元1790年，高朗亭和余老四商量在大栅栏附近，购买了“宴乐居”更名“三庆园”。

细细分析，三庆班在京师得以立足的原因大体如下:

1.外部刺激：京城戏曲需求面广

清政府于康熙十年曾明文颁布训令,称“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外城戏馆，如有恶棍极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擎治罪。”（《清会典事例》卷1039，第11册，都察院：五城。中华书局1991年版，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第424页），所以三庆班等以娱乐为主的班社只能落脚外城，此处就形成了京师舞台大荟萃之地。查楼（即广和楼）、广德楼、庆和园、同乐园等戏楼比肩而立，数量之多堪称京师之最。

大栅栏还有着独特的商业地理优势，它是京城货运中转站和交易所，商人、货物往来频繁，店铺鳞次栉比。会馆商会星罗棋布。至三庆班进京时期，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武备废弛，八旗的世袭封爵制度更是使得50万旗籍子弟无所事事，而聚众看戏更是成为了大家喜闻乐见、打发时间的最佳方法。加之官、商、学界要人迎来送往，举办堂会、酬犒神明，所以三庆班落脚此处后不愁客源，登台演出机会多，数量大，包银足。

2.兼容并包：戏曲艺术相互融合

大栅栏是戏曲艺人的聚集之处，当时北京有“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韩家潭”的俗谚，由此便可看出，大栅栏不仅容纳下了三庆班，更是成为所有留在京城的戏曲艺人的逐梦之地。以高朗亭为代表的三庆班艺人，在此处积极与当时京城的各类文化艺术互动，与其他戏曲剧种艺人不断交流与碰撞。在舞台之上，不论是昆腔、秦腔、汉调，只要艺人们具备一技之长，都可以与三庆班班社成员同台竞技、各显其才。不同演艺的人才汇聚于徽班，艺人之间相互交流切磋，让徽班艺人在声腔表演艺术等方面更注重精益求精，并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唱念做打兼有、手眼身法步俱全的程式化、舞蹈化表演。如三庆班的连轴大戏《三国志》粉墨登场后，便“但窥其实际，则泰半采自昆、秦、徽、汉，截长补短，变以皮黄腔调而已。观乎皮黄剧之排场、组织，多与诸班相类，尤为其脱胎于上述各种曲调之明证。”（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由此可见三庆班的艺术包容能力。

而让三庆班真正得以傲视群雄，成为徽班龙头班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以高朗亭为代表的三庆班艺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创新精神。

三庆班艺人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常会根据观众欣赏习惯调整演出剧目。三庆班中以班主高朗亭等为代表的旦角，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魏长生的秦腔艺术，引领旦角时尚潮流。高朗亭梳水头、踩高跷，凭借着自身精湛的技艺很快在京城舞台站稳脚跟。同时，三庆班编写并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生活气息浓厚的剧目。

如高朗亭所擅演之《傻子成亲》，便具有浓厚的趣味性。正是这种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改造和创新，才使得徽班的演出能够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此外，三庆班加强对京腔、秦腔、昆曲中已有曲目的改造加工，通过增强矛盾冲突、增加故事情节，更加适应观众欣赏口味，真正创造出了深受群众喜爱的戏曲艺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三庆班历任班主高朗亭、陈金彩、程长庚等，都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三庆班内部团结一心，“兼以同班名角如林，例如程之鲁肃，卢之孔明，徐之周瑜。或程饰关羽，卢饰刘备，徐饰吕布，再益以徐宝成、钱宝锋之曹操、张飞等，珠联璧合，各擅绝技。有时仅一《三国志》，即能连演半年之久，而座不稍衰。”（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台柱子们相互谦让，相互搭戏、捧戏，为京城徽剧艺术的发展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3.推陈出新：特色轴子戏环环相扣

当时的京城,“四大徽班”交相辉映，你方唱罢我登台。“于时京城歌楼擅名者，分为四部：曰‘春台’，曰‘三庆’，曰‘四喜’曰‘和春’，各擅胜场，以争雄长。”【（清）蕊珠旧史:《梦华琐簿》，载张次溪编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 352页】。

在“四大徽班”之中，三庆班以“轴子”立足。“轴子”为戏曲术语，指连台本戏。之所以叫“轴子”，是因为清末、民初时期的戏班每当“打本子”（即编写剧本）时，便将剧本的台词用毛笔直接写在长条的纸上，写完卷起来后，剧本看起来就像一轴画似的。遇到大戏，纸就写得很长，卷起来有粗粗的一轴，故称“轴子”。

三、融合·三庆班影响

（一）“花雅之争”走向定局

三庆班进京以后，吸引了一大批京城达官显贵、黎民百姓，使得地方戏曲不再难登大雅之堂，而是一跃成为与昆曲雅乐一样为人所津津乐道之群众文化。三庆班接连经历“圣驾南巡”“万寿庆典”“进京会演”“对棚竞技”等考验与锤炼，为京师带来了新声腔、新唱法和新风格，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也提高了水准。加之三庆班内部行当齐全、名角辈出，很快便成为徽班中的领军班社。

（二）行业运作得以规范

三庆班在大栅栏落脚以后，由于“万寿庆典”时的杰出表现，受到的堂会邀请、戏园表演机会较多，很快便名声大振，班社也逐渐走向成熟。班社在伶人选用、收徒课业、包银分配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规章管理制度，加之班主高朗亭、程长庚、谭鑫培等人相继出任精忠庙首，得以制定梨园行规并监督执行，班社发展进入到一个规范化的时代。在一些行业细节上，诸如伶人的学戏入行、搭班唱戏、行当应工，班社的演出开场方式、剧目安排、后台衣箱的分类管理等等，都有了新的管理制度，不再如过去一般随意。

（三）优秀人才应运而生

在科班还没有产生之时，伶界人才大多通过家班训练、师徒相承等方式培养。这使得出师后能独当一面的人才非常稀缺，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有系统训练机制的培养方式。

三庆班成名以后，班主程长庚意识到这个问题，创立了四箴堂科班，该班也被时人称之为“小三庆”。“简三、杨月楼、汪桂芬、谭鑫培之徒出焉，皆长庚忧乱时所闭门授业者也。”如陈德霖、钱金福等梨园名宿皆出自该科班，科班为戏曲艺术的承袭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人才基础。

高朗亭不仅成为三庆班的台柱，更是三庆班杰出的领导人。他领导的三庆班自从来到京城后，将在京的昆腔、京腔、秦腔、甚至罗罗腔、柳枝腔、梆子腔以及民歌小调都包容进来，“包”进来之后，进而就是“和”，融合改造统一。最后是化，“化”成一个统一体。1840年至1860年间，徽、汉、京三派艺人的合作，最后在北京形成了以西皮和二黄为主腔调，念白以京汉语言为主的湖广音加中州韵的一个新剧种——京剧，自此宣告初步诞生了。

京剧这一称谓的出现，据现有资料，首见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七（1876年3月2日）上海出版的《申报》，经此京剧作为特定的名称，逐渐通行全国以至世界，流传至今。

高朗亭以他精湛的演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把三庆班带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他的功劳不可磨灭，他的功德不可估量，宝应人将永远怀念他，纪念他！

（本文作者黄玉明 为宝应县高朗亭京剧票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