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正秋：想起了言慧珠

言慧珠与俞振飞结婚及在“文革”中上吊自杀(1966年9月10日)的消息，我很久以前就从海外友人处获悉梗概，详细情况却因两岸隔阂，没有进一步了解。

前不久有位热心的朋友从上海影印了一些言慧珠的资料，又从上海昆剧团资深编剧唐葆祥先生处请教了一些她和俞振飞的婚姻情况、自杀原因等细节，我辗转获知，真是感慨良多。当年在上海，怎么想到言姐姐有一天会嫁给了俞先生呢？而且俞先生后来又娶了我和言姐姐都熟识的李蔷华；李的第一任丈夫关正明又是我们剧校同学。这个世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有些事情的发展，确实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未免太小了。
1945年11月初，我代黄桂秋先生演唱一个月后，他的喉疾已愈，回到皇后戏院作临别演出，我陪黄师母去戏院。刚刚坐定，就看到一袭火红大衣姗姗而过，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当时没看清她的面孔，我就问师母：“你知道她是谁吗？”师母想了一下：“大概是言慧珠吧？”原来是言慧珠！皇后戏院已经贴出她要公演的海报，黄先生这一档结束，就是她接档演出。她在不远处坐定后，我发现陪在她身边的是梅葆玥。葆玥也看到我了，我们相互招招手。

那晚黄先生唱的是《王宝钏》，但《大登殿》才唱了一半，言慧珠那火红的影子就站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我也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我注意到她在那细腰身的红呢大衣衣领上，围起了两条当时最流行的玄狐。在戏院门口的灯光下，她的这一身装扮真是艳丽极了。加上那高挑丰满的身材，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看得我入了迷，也不知要说什么，只是笑个不停地看着她。其实以前参加义演就见过她，但是还不熟。

葆玥向她说我也拜了梅先生，她就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很好，我常到梅先生家去的，我们那儿见。”说完摆摆手，很潇洒地走了。

回到座位上，我心跳个不停，很觉不安。看前辈先生们的戏，我一向很专心的，从来不曾中途离座。今天是怎么啦？仿佛着魔一般地不由自主。

后来跟她熟了以后才知道，她看戏的习惯不是“早退”就是“晚到”，让场子里的人注意到“言慧珠来了”。有一天我们约好去看梅先生的戏，那天是杨宝森前头唱《击鼓骂曹》，梅先生压轴唱《洛神》。戏都快开场了，她才匆匆而至。进了戏院，杨宝森的戏已经快唱完了。言姐姐高头大马(后来才知道她是蒙族)，高跟鞋的声音“喀、喀、喀”走进去，全场瞩目。

坐下之后，杨宝森已唱完了，锣鼓正在缓场。她打开皮包，拿出粉盒，对着小镜子左沾沾，右沾沾。我以为她在沾脸上的油，细声对她说：言姐姐，你脸上没有油啊。她也不管我，继续沾哪，沾哪。旁边的观众都发现了，有人说，你看，言慧珠来了，她听了微微一笑，左顾右盼，一副名角的架势。我很不喜欢她这样子，又不便对她说。我觉得在台下干扰观众的视线就是漠视台上的演员，既是同行，更应相互尊重，怎能如此不礼貌呢？好在梅先生出场的时候，她就收敛了。可见她并不是不懂得轻重之别。

言姐姐在皇后的一个半月，唱的大多是梅派戏：《生死恨》、《凤还巢》、《王宝钏》、《玉堂春》等七八出。她没坐过科，也未上过剧校，全凭看戏和听唱片学戏，到上海拜梅后才经梅先生指点一些唱腔和身段。看她唱《生死恨》，我最为佩服，因为她的扮相、手姿、身段、唱腔几乎学得和梅先生一模一样，就是嗓音没有梅先生的宽阔嘹亮。
那时我有空就去看她的戏。家里人和关先生知道我认识了她，也都很高兴，认为对我的艺术和舞台演出有帮助。因为我以前学戏的先生都是男角，言姐姐算是我熟识的第一个坤伶。哪晓得事情的发展并未符合他们的期望。

关先生有位朋友是老戏迷，看了言姐姐的戏，对她很着迷，很想请她吃饭，就要关先生拿一份请帖来，要我去代邀。那时皇后招待她住在戏院隔壁的扬子饭店，我下午两点多去找她，才发现房里还有一个人一大明星白云。他俩都穿着睡衣，刚起床的样子。我有点尴尬地说明来意，把请帖递给她。她笑着问白云：“你说怎么样？”白云回答：“你自己做决定，我不管。”

言姐姐就说：“总得给小秋这个面子呀！她大老远地跑来。”

白云真的很白，一副小白脸的样子，有点脂粉气。他和周璇演的《天涯歌女》红极一时，人家都说他是“风流小生”。看言姐姐的表情，当时她正热恋着白云。

那位老先生知道言姐姐晚上要唱戏，吃饭就安排在中午，我也应邀同去。我去接言姐姐时，临出门她还一再叮咛白云：“你不要出去哦，我很快就回来。”

哪知道老先生还约了一票戏迷，大家喝酒、寒暄，一顿饭吃了好久，言姐姐就有点坐立不安了。她拉着我往外走，宾客和主人都以为我们要上洗手间。到了外面，她却说是要打电话。我问打给谁？她教我假装一个仰慕大明星白云的影迷，打电话约他去霞飞路迪迪斯咖啡馆喝咖啡。电话接通了，我就捂着话筒，装着鼻音说：“白先生，我是你的影迷啦，我想请你下午三点钟去霞飞路迪迪斯喝咖啡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白云的声音：“对不起，我没空。”就把电话挂了。言姐姐听了，露出一副既得意又松了一口气的笑容。

那次之后，言姐姐就很信任我，常找我出去玩，心里有什么事也会对我说。譬如与白云的感情，她一团火热爱着他，但白云对她似乎若即若离；她怀疑他在外面和别人约会，对她不真心，不忠实。看她为情所苦的样子，我很同情她，所以她找我出去玩，我就陪她去。

皇后的档期唱完，她和白云也已决裂了。搬出扬子饭店后，她在西摩路租了一间公寓，有一个崇拜她的戏迷李翠红拜在她门下，为她处理演出等琐事，但我从未在言姐姐家见过她。

1953年我退出舞台后，顾剧团有些团员逐渐凋零，例如在演出时替我包头的师傅也已去世了。1963年，我义演《锁麟囊》，要找个包头的，同行介绍海光剧校有个包头师傅不错，叫李翠红。当时我也没会意过来。后来她替我包头时说，在上海曾拜过言慧珠，我才恍然大悟。

李翠红一生未婚，领养了一个女儿，供她读书，也跟着她学包头，台北梨园界不少人找她们服务。李翠红在海光服务到六十多岁才退休。她的女儿归宿也很好，嫁了个医生。李翠红的晚境，可比言慧珠好多了。

白云和言姐姐分手后，星路更走下坡了。抗战一胜利，从重庆回来的刘琼、舒适、张伐、舒绣文、白杨等演技派的明星日渐走红，他们大多拍《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一类揭露社会腐败的影片，迎合当时的人心，像白云那一型光靠脸孔的演员就没什么演出机会了。

白云后来也来台湾，在台中一家酒店当经理。1962年，他在台中自杀身亡。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他有同性恋倾向。是真是假，外人就不得而知了。谁想到四年之后，言姐姐也在上海自杀了!
言姐姐结束皇后的档期后，接了天蟾舞台的档期，皇后戏院则找了童芷苓和她打对台。童芷苓是继吴素秋之后以“劈纺”起家，靠一把斧头、一架纺车风靡了上海滩。她的《纺棉花》是穿时装，脸部着话剧妆，除了唱《二进宫》、河南梆子、河北蹦蹦戏(评剧)，还唱时代歌曲，很投上海人喜欢看噱头的胃口，曾经有连贴一个月的纪录。

言姐姐本以青衣见长，遇到了童芷苓，只好也想些热闹的噱头来应付。于是她就贴演了《戏迷小姐》，内容是说一个戏迷家庭，父母子女四个人各有所好，登场时有的穿清装，有的穿民初服装，还有的穿摩登时装。言姐姐在这戏里不但学“四大名旦”的唱腔和身段，也唱她父亲言菊朋的绝唱《让徐州》，以及贴演《扈家庄》等以武功见长的戏。她对我说，为了票房好看，不得不这样做，其实心里很不快乐，因为她觉得这破坏了京剧的艺术价值，也违背了她喜爱京剧的初衷。童芷苓那边见言姐姐的《戏迷小姐》受欢迎，也不甘示弱，贴出《连环套》，反串黄天霸展示武功，表示她不只擅演《大劈棺》。

那次对台戏之后，言姐姐与童芷苓的对台戏就从台上打到了台下，各有撑腰的后台，打得难解难分。譬如说，拥护童芷苓的戏迷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拥护言姐姐的戏迷也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无论哪一方面，无论任何时刻，言姐姐都要表现她绝不服输的个性。

结束天蟾的档期后，言姐姐一时没有演出，又因与白云分开后心情闷闷不乐，每天睡够了就是赌钱。我陪她玩了半个多月，后自组剧团去南京演出。南京归来，我赚了一些钱，和她玩得更凶了。打麻将我是从小在家看惯了的，难不倒我，可是言姐姐喜欢玩“十三张”、打罗宋、推牌九，说那比较刺激，我也就跟着学会了。因为跟着言姐姐赌，在赌友家认识了不少政界、商界、梨园界的朋友，如李蔷华、李薇华姐妹及焦鸿英等。

另外一个言姐姐常去的地方是杨虎公馆，因为杨虎先生是她的干爹。杨公馆布置得像个俱乐部，可以喝酒，也可以唱歌，出入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人士，如后来曾任“经济部长”的刘航琛啦，范绍增啦，《申报》社长潘公展啦。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不是请我们吃饭就是请我们看戏，不然就是赌钱。像童芷苓与言姐姐打对台时，有一天贴演《汉明妃》，范绍增先生就买了一整排前排的票捧场。童芷苓演唱时，发现我坐在第一排，下戏后就来跟我说：“让你见笑了，我这戏是不道地的。”因为她知道我是真的跟张君秋先生学过《汉明妃》的。

有时这些先生还带我们去夜总会吃宵夜，看表演，看完再去赌。较常去的那一家，还有白俄女子表演脱衣舞(没有脱光，底层穿着泳装)和软骨功呢。
言姐姐当时心里空虚，强烈的感情找不到寄托，就靠狂赌麻木自己。我欣赏她豪迈直爽的个性，同情她的孤独和寂寞，又因自己从小过着中规中矩的生活，觉得言姐姐过的生活很浪漫刺激，一时之间也无法自持，跟着她沉迷下去。直到发生因赌误事，与李宗义同台出错的憾事，我才痛下决心，结束了那段少年荒唐的岁月，也决不沾染戏剧界耍大牌的那些恶习。

言姐姐脸孔漂亮，身材丰满，作风更是大胆。和她同玩那段期间，有时我上午十点左右去找她，她还赖在床上。冬天天冷，我冻得脸孔通红，她见了就说：“干吗起那么早，快脱了衣服，再来躺一会儿！”

我就听话地脱了鞋子、手套、大衣、毛衣，钻进她的被窝里。她和我聊天，大多在数落外头那些想占她便宜的男人。说着说着，情绪就越来越激动：“哼，男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和他们认真，谁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

起床之后，她拉开窗帘去洗澡，更换衣服都不避讳我看见。有时我说：快穿好，对面窗户有人偷看！她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对面住的是洋鬼子，他们也不认识我是谁，我才不管呢！

有一次约好去另一位赌友家打麻将，言姐姐还没到，我就和三位太太先打。其中一位太太说啦：“慧珠高头大马，真像个外国人，尤其是她的胸部，和中国人很不同。”

另一位太太就说：“那一定是装假的，中国人不会那个样子。”我不由替她辩解说：“才不呢，言姐姐完全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你难道亲眼见过？”三位太太你一言我一语地逼问，弄得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言姐姐恰恰在那个空当儿进来，三位太太就哄然大笑起来。“你们笑什么呀？”她说。

“笑你呀！”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她一听就认真起来了：“我有什么事情好笑的？”

三位太太都看向我，我只好说啦：“她们说你是假的，我说你不是假的。”

她听懂了我的意思，立刻脱掉大衣和毛衣，露出雪白的肌肤和米色的胸罩，昂着头说：“你们来检查，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就是言姐姐的性格：一切求真，不容许一点点的虚假和怀疑。这个性格让她在人生之路上吃了很多苦头。这并不是说人生必须虚假，而是说追求真实有时需要适可而止，甚至需要节制和隐忍。凡事逆向而行，总是较费心力的，顺势而为说不定反而事半功倍呢！
我与言姐姐一起玩那半年，虽也一起看过戏，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戏，没有交换过学习和演出的心得。倒是为了李世芳之逝，梅先生发起梅门弟子为李世芳的妻小义演，我与言姐姐又有一次同台演出的机会。

我在第十章已提过，李世芳有“小梅兰芳”之称，是梅府总管姚玉芙的女婿。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1944年，他在黄金大戏院挑大梁，贴演《霸王别姬》。那时梅先生尚在息唱期间，“小梅兰芳”挑梁也轰动一时，卖满座，加凳子，整个戏院挤得人山人海。我去得稍晚，也只好在二楼包厢后面加个凳子。

李世芳的虞姬扮相非常美，眼睛比梅先生大而有光彩。但在唱腔方面，我觉得言姐姐学梅学得更好，更像。

后来在梅先生家见到李世芳，梅师母就要我喊一声“李哥”。当时觉得舞台之下的李哥，丰采比舞台上差一些。
1947年春末，他又由北平到上海，在天蟾舞台与李少春、叶盛章以三大头牌的名义演出。我去看的那天，是李少春唱双出，李世芳在倒第三唱《武家坡》。演出之前，我到后台去，先看到他的背影，似乎胖了不少。我喊一声“李哥”，他转过身来。那时他已扮好妆，手上拿着一支烟，头上戴的银泡不是“平顶官”，脸上失了演别姬时的丰采，说话的声音也似乎变了。后来我才知道，上次自沪返平后，他因肺疾，病了一段时间，调养复元后，身材、声音都走样了。也因如此，他的《武家坡》比上次唱《霸王别姬》逊色，观众的反应也不那么热烈了。

结束天蟾演出后不久，他搭机返平。1947年7月13日，一架中国航空公司自沪飞平的班机在济南撞上千佛山坠毁，死伤四十多人，李世芳便是其中之一。听到他的惨讯，我不禁想到，一个演员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健康和不断地充实自己。飞机失事固是意外，但在后台的相见和《武家坡》的演出，我已预感到李哥的戏运衰退了。

梅先生待人一向十分宽厚，乐于助人，尤其弟子有难，更是倾力相助。李世芳英年早逝，妻儿顿失依靠，梅先生要梅门弟子出来唱两天戏，为李世芳家人募捐一笔生活费用。消息传出，不但梅门弟子响应，未入梅门的不少名角也都自动参加。程砚秋先生当时已自立程派，仍执意在第二天压轴演出他拿手的《双凤奇缘》(即《儿女英雄传》)。每天演出之前，梅先生都在中国戏院亲自登台，向演员和观众致谢词。
在那次义演里，第一天我与言姐姐、李玉茹、李薇华、李丽、于素秋等同演《大溪皇庄》的“十二美女跑车”；第二天则与梅葆玥、李蔷华、李玉茹、秦慧芬、曹慧麟、海碧霞合演《八五花洞》，四个假潘金莲是梅葆玥、言慧珠、李蔷华和我，四个真潘金莲是秦慧芬、海碧霞、李玉茹、曹慧麟。葆玥原是学老生戏的，那次有机会反串潘金莲，很是高兴。

其实剧校毕业之前，我与言姐姐也曾在一次赈灾义演里合演《八五花洞》。那次是言姐姐、童芷苓、李砚秀、应畹云四位大姐饰真金莲；张正芳、白玉薇、梁小鸾和我饰假金莲。我们“四小”深恐台上出错，事先排练了很多次，演出之时，我们的身段、手势、唱腔，甚至眼神都一模一样，得到不少好评。“四大”因没有事先排练，转身时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开扇合扇也不一致，有些散漫无章。如此就更显出我们“四小”的整齐和精彩。

“四大”之中，尤以童芷苓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她迟到了。我们“四小”及言姐姐她们都已扮好妆等着上场，童才匆匆而至，赶着梳头装扮。台下的观众消息也真灵通，童一上场就起哄，她唱一句就给个倒好。但她看得开，演完回到后台，把折扇往空中一丢，再伸手接住，“啪”的一下敲响手心，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那时我和言姐姐还不熟，但她没迟到，扮相演出都很卖力。

后来那次她和我们合演《八五花洞》，也并未摆出红伶架势，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为了整齐划一，我们一起去百货公司买相同的布料，缝制完全一样的行头。脸上贴的片子，头面上的缀饰，也尽量相同。演出之前，我们还到梅先生家排练四五次，对透气、换气、尾腔的煞住，他又给了我们一些指点和严格的规划。所以演出之时又大获观众激赏，彩声不断。

那两次同台的经验，我觉得言姐姐确实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角儿，对舞台上的一切都不肯马虎，务求善美。

只是角儿不能永远活在舞台上。下了舞台，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脾气，生活就难免多灾多难。像言姐姐，外表好强争胜，内心脆弱彷徨，最后不得不走向悲剧的结局。
1949年初，顾剧团在台北的永乐戏院演了两个月的戏，王振祖先生突然从上海带了一批人到台北，在成都路的美都丽戏院演出。团员包括言姐姐的哥哥言少朋，李桐春兄弟，李蔷华姐妹等人。储金鹏未被王振祖挖走之前，一天排戏时突然说道：“言慧珠来过台北，又走了。”

我听了第一句很兴奋，听第二句就泄气了。

储金鹏说，言慧珠比王振祖那个团早一些来台北，想看看有什么发展，以后也组个团来台演出。但她看台北街头很冷清，认为没有市场价值，很快就回去了。因为行色匆匆，她没来永乐戏院看我，只听说我很忙，托储金鹏向我问好。当时她也以为我的合约唱完就回上海，不久就可在上海重逢，见面不必急于一时。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全团近百人都归不得上海了!

言姐姐走了，白云走了，俞老也走了

“文革”结束后，俞振飞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涯，身兼上海京剧院院长、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三职，年近八旬还走南闯北地粉墨登场，乐在其中。

李蔷华与关正明，“文革”中也离异了。他们的儿子关怀继承衣钵，1990年曾到台湾演出《曹操与杨修》，老生戏唱得很好。

1995年夏天，李蔷华赴上海探亲并顺便探望俞老。不久，有一位俞老的学生扮演红娘，写信给李蔷华，希望撮合他俩成婚。李回信说：“经过一次婚变，本不想再嫁。至于俞老，是我素来敬爱的师长，如果他要人照顾，自当没有话说……”

俞老见此信后，也亲笔写了一封求婚信给李蔷华：“我已届迟暮之年，本不该有非分之想。但是我还有丰富的感情。现在，我高兴时，没人应声，苦恼时，没有人安慰……”

他俩结婚后，俞老多次对学生说：“与李蔷华结婚的这十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温暖的岁月。”李蔷华也常向人表示：我敬俞老，爱俞老，像俞老这样的艺术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也不能出一个。我能服侍俞老，是我的幸福。我希望俞老健康长寿，让他的艺术多留点下来。

现在，言姐姐走了，白云走了，俞老也走了。

想起了言慧珠，我的感触是这么多，但是归结到最后，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