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麟：没有李兰亭就没有我

我师哥李兰亭也是穷苦家庭出身，家里连房子也没有，穷得住庙。我父亲早年在廊坊演出时遇到他，收他为徒。一开始我父亲给他说梆子老生戏，后见他嗓子不好，又改教武生戏，后来我父亲到南方唱戏，带着李兰亭到了杭州。杭州有位刘全瑞先生,跟我父亲是把兄弟。
这位刘先生武生戏不挡，是武生戏他都会，而且会的都是全的，譬如《三岔口》从“大帐”起他都会。我父亲到杭州后就把兰亭师哥交给刘先生了，他对刘先生说:“我能教武生，会几出，可不如你会得多，别把这孩子耽误了，让他跟着你学吧!”就这样，李兰亭又得到了刘全端先生的传授。

我师哥李兰亭是李派武生艺术的创始人，他最擅长短打武生戏,他的表演有独特风格，在武戏中使真刀真枪是他兴的。他的代表剧目有《铁公鸡》《塔子沟》《三雅园》《红蝴蝶》等戏，这几出戏里就都有真刀真枪。他不到四十岁时，在天津天福楼唱戏，唱的是《鸳鸯楼》的武松，从五张桌上往下翻。

当时戏院建筑不行，房子矮，往下翻时腿碰顶棚，摔了下来，结果把一条腿和一个手腕子摔折了。等养好以后，一些重头戏唱不了啦，就逐渐侧重教徒弟。他会的戏特别多，简直不知道他会多少戏。
他给徒弟说戏，因材施教，给每个人说的戏不一样。如给大弟子樊幼亭说《伐子都》《史文恭》，给小兰亭说《赚历城》，给李元春说《四杰村》，给梁慧超说《闹海》、《杀四门》，给郭景春说《林冲夜奔》、《石秀探庄》各不相同。有的戏师哥会师弟不会，有的戏师弟会师哥却不会。到我父亲把我交给李兰亭时，他许多戏都不唱了。

我看过周信芳和兰亭师哥合演的《白马坡》，周信芳的关羽，李兰亭的颜良。他的颜良勾紫脸，披大靠，显得非常威武。我十三岁到天津，正好是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天津也很紧张。我住在南市荣业大街观山里四号我师哥李兰亭家，当时人们用被子挡住窗户，点的是小油灯。在那种形势下，我在天津没地方练功。我师哥正在张家口唱戏带徒弟，就把我也接到张家口去了。他当时培养的徒弟是梁慧超，他让我一边练功，一边给慧超配演,打下把。 在张家口呆了几个月,后来又回到天津呆了一年多。在天津时，我们在大舞台和第一舞台练功，当时在那儿练功的有张德仲、张德俊(张云溪的父亲)、王斌虎、樊福顺、小春来等。我师哥给慧超说《杀四门》，就让我给他配头关将;他练《赚历城》，我就来夏侯渊;他学《两将军》，我就来张飞。

我只是给他打下把，跟着人家在一起“混功”。后来，北京来人接李兰亭去唱戏，除李兰亭外，主演还有陈连芳(海派老生)，杨金香(兰亭之妻，青衣花旦)和爱莲君(青衣花旦)。在北京第一舞台唱戏，我们就住在第一舞台后院。
当时李元春的父亲李铁如先生正傍着李兰亭,唱武花脸。李铁如跟我们在一起练功，我这点基本功就是李铁如大哥给我打下的。他天天教我撕腿、耗顶、耍大刀。上午练功下午李兰亭在屋里给慧超上身形课，给他拉《夜奔》，我有时也在旁边看着。

晚上如果没戏，李兰亭给慧超说文的。兰亭在炕上一坐，敲着板，梁慧超站在地上一边扳着“朝天镫”,一边学唱念。后来我们又搬到北京西直门外后二里沟的吉庆寺去住。庙里有戏台,我们天天在那儿练功。后又回到天津，住在南市华林后，不时在天津各戏院演出，我还是给慧超来下串儿。
这一段出功出得厉害，上演的剧目也多了起来。慧超唱《白水滩》，我的青面虎;他唱《罗成叫关》，我的刘黑塔。在天津呆了二年，我们又奔山东济南演出。头牌是天津的云丽珠，二牌老生是奚啸伯，三牌是梁慧超。

在济南，梁慧超又增添了一些剧目，《武文华》《赵家楼》《对刀步战》等戏都唱了，我还是陪着他唱摔打花脸，有时《三岔口》的小花脸刘利华我也唱，《金钱豹》的猴儿我也摔。在济南演了一个月，我师哥李兰亭带着我们又奔青岛，在青岛，与周信芳一起排演了连台本戏《封神榜》，还和尚小云同台演出过。
这时我已十七岁了，通过几年的练功实践、观摩，我在台上经验多点了，也不是小“老斗”了。在青岛呆了近一年，我们又奔了大连。梁慧超一出《哪咤闹海》震动了大连,红了,从此，我们一直没回天津，就在东北各地演出。

1939年我师哥应聘到天津稽古社科班任教，我才和他分手。我继续留在哈尔滨和东北各地演出。我从十三岁到二十一岁跟了我师哥李兰亭八年，这一段的生活为我后来的艺术成长打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我常跟人说:没李兰亭就没有我，就没我后来的艺术成就。

前面已说过，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艺人家庭，没上过一天学。我现在能看书、写信，主要是靠在师哥李兰亭家自修。他那儿有的是剧本，我经常拿着看，就跟今天的小学生看小人书似的，我是先知道戏词，再到剧本上对号、认字，就这样总算认了一些字。更主要的是，在这八年中，在我师哥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少台上的实际经验，在流动演出的过程中，更使我在艺术上大开眼界，在艺术思想上也有进步。
譬如在济南时，正赶上杨小楼先生在那儿演出，我看了不少他的戏，深受启发。李兰亭对于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也大有教益。记得有一次梁慧超在长春演《蜈蚣岭》，他看师父没进后台，便在台上“泡”，不卖力气。我给他打下串儿，他不使劲，我也不使劲。没想到李兰亭戴一副墨镜在台下最后边偷看戏呢。

他一进后台，面沉如水，我一看不好，想赶紧躲一边洗脸去，他却以命令的语气说:“搬凳子去!”结果是当着大伙打了慧超十藤杆，打了我五藤杆。那时梁慧超已是主演，我是师叔的辈分，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凳子上挨打，真难为情。打的方式虽然不好，但这种一丝不苟的要求对我的影响却是好的，使我逐渐养成了对观众负责的严肃的演出态度。
在生活上，他对我和他的徒弟照顾得也挺好，他常说:穷文富武，唱武戏的吃得好。”在天津时，他给我们早点钱，每天五大板(铜板)，我们每天买三个子儿的大饼，还能存两个子儿。再有，他不让我们给他干家务活，就是让你死练功。

我们住在天津南市时，有一天李兰亭不在家，师娘让徒弟扫扫地，他回来看见了，为了这个他和老伴吵了一架，他说:“人家徒弟是来学戏来了，不是扫地来的。”这样对待徒弟，在旧社会是少见的。（摘自张世麟《从艺生涯自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四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