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伶斯人去　德辉艺彩世间存──忆赵荣琛先生

　　春节除夕晨，缠绵病榻数月之久的京剧程派名家赵荣琛先生悄悄地走了。向他遗体告别后归来，相交近40年的荣琛大兄的形象，驱之难去，好像他仍文雅微笑地同我交谈。尤其心酸的是：去岁早春，他匆忙奔赴美国送别他身患肝癌的四哥，行前竟说：“送走了赵四郎，底下就该我赵五郎了。”虽是一句玩笑，不想竟成谶语。

　　称之为“儒伶”，并与乃师程砚秋的“义伶”（康有为诗赠，喻程善待厚葬其师罗瘿公）交相媲美，不仅在于他平日温文尔雅，身上有浓厚的书卷气，能诗能文且写得一笔好字，有学者风度，更因为他献身梨园有着独特的经历，高文化修养始终浸润着他的艺术探索。
　　他出身于四代翰林的书香官宦门第，太高祖赵雯楷是清•嘉庆元年的状元。高祖赵畇与曾国藩是道光年进士，又是李鸿章的岳父。之后晚清外交家、李鸿章之侄李经曦，李鸿章之孙皆是赵家门婿。赵氏四代翰林直系相传至其祖父，清光绪帝亲书“四代翰林”御匾，赐悬于其安庆的七进院子带公园的祖居宅邸大门上端。其父中举人后，却因晚清废科举中断了翰林之路，而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首届生。他生长在这样一个高文化氛围浸润的家庭中，幼年在安庆入家塾、读诗书，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后随家移居北京，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附中学习，直至高中，是这所学校拥有钱学森等众多大学者的校友中，唯一的京剧表演家。这所程度高、要求严的著名学府，更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由于他自幼酷爱京剧，遍览京中沪上名角，独钟情于风华正茂的程砚秋的艺术，且能拉能唱，老生宗余，旦角习程。因此1934年初他18岁读高二时，毅然放弃学业，没有走其兄弟姐妹升大学、出国留学成学者之路，考入王泊生主持的山东省立剧院京剧系，只身赴济南献身梨园，彼时可称是对其官宦书香门第的背叛。他在山东亦受到良好的教育，专业受孙怡云、郭际香、田瑞庭等菊坛夫子亲灸，艺术理论受马彦祥等先生授熏。而18岁入梨园，一切从头开始，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锤炼，大明湖畔经年喊嗓，练出一条甜亮的功夫嗓子；凡京剧演员所必需的基本功，他一一补足。不久他就脱颖而出，成为名噪齐鲁的山东省立剧院的挑梁旦角主演；仅三年出头，他就得戏百余出，青衣、花旦、刀马以及昆曲、徽调、梆子兼具。这也是这所新型的、以高文化带动专业快速学习的学府的突出成就之一。山东省立剧院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电影艺术家崔嵬、魏鹤龄等是比赵高一届的学兄；戏曲艺术家任桂林、张宝彝等与其同窗，高玉倩、徐荣奎在小班，是他的学妹、学弟；即使后来未从事戏剧工作的，也大都卓有成就，像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著名作家梁斌（以小说《红旗谱》享名）皆其山东同学。而名噪一时的江青，则比他高一届，在校时曾同台演过话剧《婴儿杀害》，时名李云鹤。

　　当他即将毕业，艺事如日中天际，抗日战争陡起，齐鲁大地沦陷，正在南京家中（南京棉鞋营亦有仿其安庆祖居的宽绰住宅，为避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推进，他家又移居南京。）休暑假的他，先保老父奔赴战火纷飞的上海，接援其兄姐，而后父子们沿长江北岸千里大逃亡，徒步行经苏皖两省，奔赴太湖老家避难，蛰居于乡里。山东省立剧院部分师生抗日热情高涨，，从泰安至徐州，沿陇海路西进，一路演戏求生，宣传抗日救亡，辗转来到1938年的政治中心武汉。却因缺少挑梁主演，演出不甚景气，遂邀赵速西行赴武汉会合。赵参演后，效果大不同。而后，全院西行入川，一路演戏，最后落脚于陪都重庆。
　　赵荣琛弃学从艺，目的是学程派。这在山东学艺时不可能，只能私下与其老师关丽卿研讨。关见他资质好，会得多，鼓励他要设法拜程砚秋为师。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他入川后更觉希望渺茫，又不甘心放弃理想，遂将多年私淑自学所得化用于演出中，引起了程的忘年挚友许伯明先生（许姬传长兄）的注意，推荐他于1940年秋函拜于困守沦陷的北平的程砚秋门下为徒。关山阻隔，师生无法谋面；程以函授指导赵，寄赠私房剧本（多系手抄本，提示要点，让赵一一付诸舞台，赵将心得、问题致函请益，程复函再阐释。如此函授近五年，开中国戏曲教育史之先河。为加深对程派艺术规律的理解，他从其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大姐攻读《音韵学》；尊国民党元老陈蔼士（陈立夫、果夫之叔父）先生为师学诗词、书法，修养日深。进而亮出程派旗号，自建大风剧社及剧场，名噪西南，获“重庆程砚秋”绰号。

　　他在四川，事业顺利，结交广泛，张大千等名书画家对他很器重；同川剧界阳友鹤、周企何等来往甚多；与旅川的青年影人谢添、陈天国等交好甚厚；金素秋、李紫贵等被他从广西接来合作；更与当时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亚洲球王”李惠堂成为朋友。李之足球神技夙为老一辈球迷所津津乐道，三十年代有“看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民谚。马彦祥、裘盛戎、李宗义、郑亦秋等每谈起李惠堂都极为神往仰慕，但他们只能作为观众看李踢球；与李同场竞技的殊荣，只赵荣琛一人耳。时，李蛰居重庆无事干，常去听赵的戏而成为好友，因而引发出一场别开生面、李赵各领一军的足球友谊赛。赵在中学时，足、排球都好，此役他踢前卫，重点防守李惠堂。一方是球王，一方是名旦，当然名旦难敌球王，却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的一页佳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荣琛舍弃了在重庆深厚的基业和丰厚的收入（每场戏二两黄金），只身千里寻师，随侍程砚秋三年求取深造，为此他三十未娶，以求行动自如。直至1948年他才在京剧发源地的北平首次露演营业戏，以扎实的功底和深厚的造诣，赢得故都夙以挑剔著称的顾曲家的首肯，承认他是出色的程派继承人。
　　北平解放前夕，他有很多机会离开大陆出国，极难得的飞机票几次送到他手边，他都却而不受，留下未走。建国后，他参加了东北京剧团，编演了《李师师》《婉娘与紫燕》《风雪破窑记》《谐趣缘》《花木兰》等新剧。后因大区撤销，他又回到北京重起“大风京剧团”，演出于各地，声誉更隆。1958年程砚秋病逝，他含泪为师守灵送葬，并完成了程先生在中国戏曲学校未教完的《二堂舍子》课业。之后，他遵从周恩来总理的“要继承发展程派艺术，多培养程派艺术接班人”的指示，中止了去南京担任江苏省京剧副院长兼主要演员之行，受命筹建程派剧团。1960年初，剧团建立。他与王吟秋以及程先生当年合作者白登云、于世文、钟世章、贾松龄、钱元通等通力合作，为程派艺术绵延下传竭尽全力。连续两年的3月9日程砚秋忌辰，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剧团一起纪程，观赏了赵演的《玉堂春》和《谐趣缘》。周总理说，《玉堂春》四大名旦都演，各有特色，但程派此戏格调较高，体现了是冤案不是花案的内在精神；《谐趣缘》系从程早期名作《风流棒》改编，变双线、一夫两妻为单线、一妻，周总理亦很肯定，指出对程派戏不能只继承不发展。此期间，赵还创演了《火焰驹》《苗青娘》等新剧。

　　1962年前后，赵与侯宝林等经常受命去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演出。赵的清唱每次必有《贺后骂殿》，毛主席对此剧之唱腔极欣赏。一次，赵演唱《苗青娘》唱段，毛主席问什么内容?让把唱词写出来，说：“老戏的唱词我熟，新戏的不熟；若不知道是什么唱词，听起来就没味道了。”赵把唱词用毛笔写成核桃大小的楷书送阅，毛主席说：“你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嘛……呵，原来是翰林之后，念过书的。”

　　“文革”期间，赵先生受到残酷迫害而致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头，其中之一是重庆“白公馆”“特嫌”，所凭藉的“证据”竟是一张他与高玉倩等几位山东同窗摄于1948年北平白宫照像馆的合影，说“白宫照像馆”去掉中间两字就是“白公馆”，足见“寓有深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诚笃信念。“文革”后，他以花甲之年、半残之躯（腰腿有伤难愈），全力投入舞台演出、培植后进、著书立说的工作中。一曲《荒山泪》，风靡了多少程派爱好者！偌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告满！演出后，观众不肯走，要一睹这位满头白发的老艺术家。
　　赵荣琛按周总理嘱咐，自1959年首收李文敏为徒后，至1993年关门弟子张火丁，三十多年中名列赵氏门下的弟子多达数十位，有张丽娟、夏韵秋、张曼玲、吕东明、张志云、陈琪、刘秀杰、周锦梅等，以及台湾的周纯娟，香港的祝霜影、屠月娟，美国的刘贞模，加拿大的陈其昌(男旦)等；即使未列门墙者，他也都是有求必应，有教无类，倾囊以授，如新艳秋的学生钟荣、张莉莉，都受过他的教益。1980年他调任中国戏曲学院顾问兼教授后，其教学范围和扶掖后进的工作进一步扩大，直到他的生命最后一息。2月12日发表于《北京晚报》的拙文《一息尚存犹诲人》，记述他躺在病床上已极度衰弱、言语困难的最后阶段，仍在给张火丁、刘秀杰说戏，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人图景，也显示出他那重艺无私的高尚品德。
　　他还把传艺讲学扩展到国外。1981年他应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之邀，以客座教授身份，巡回于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十所名牌大学讲学，还得到哈佛大学的博士提名。他匹马单枪，自制教具，奔走于美国各地，讲课很受欢迎，是为戏曲演员以学者身份登上外国名牌大学讲坛的首位；而他在师大附中时良好的英文功底，也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语言障碍。归国时，偶然因素致乘了台湾“华航”班机经台湾换机去香港，由于飞机误点在台北滞留一夜,备受台方款待，体现出两岸骨肉同胞的深情，亦为大陆知名人士足登宝岛、打开两岸坚冰隔绝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去美国向华人传授京剧；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报告，获得极大声誉。

　　赵荣琛有一名言：“搞流派不搞宗派；搞艺术不搞权术。”他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严于自律，宽厚待友，一向以大局为重。1983年他倡议举行纪念程砚秋逝世25周年演出活动，是他首先提出邀请新艳秋参加。他认为新艳秋是中国首位私淑自学而有成就的程派传人，由于历史原因，她与程先生之间有些隔阂；尽管周总理很重视新艳秋，钦佩她当年刻苦求艺的精神，但1959年纪念程砚秋时，由于条件不成熟，没能邀请她参加，现在应解开这个历史疙瘩，大家团聚一堂。程夫人同意了他的建议，新艳秋欣然来京，并在拜谒程夫人时执弟子礼，多年误解冰释。在大合作的《锁麟囊》中，他主张重点场子如“看妆奁”、“春秋亭”、“朱楼寻球”、“团圆”分别请李蔷华、李世济、王吟秋、新艳秋出演，他只演仅几句〔原板〕的过场戏“归宁发水”，表示出谦恭礼让的戏德；但应俞振飞先生之邀，他与之合演的《春闺梦》，则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力，并开创了“文戏武唱”的法则，虽然这出戏他平生只演这唯一的一次，却早已烂熟于胸，只因要给程先生“留”着不抢台，而一直没露演，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德！ 　　赵荣琛晚年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总结艺术经验、撰文立说上。自1979年后，他留下了50万字左右的著作，包括一部20万字的《宦门之后梨园游》的回忆录和多篇艺术论文。他写文章极其严肃认真，对文稿总是反复推敲修改，殚思竭虑，每每工作到深夜。去年3月他离京去美国登机前,还在连夜修改《宦》文的最后章节。据闻，赵荣琛的著作将被有关方面选辑出版，这当为幸事，也得窥这位“儒伶”的卓越艺术见解和不寻常的经历，同时也得偿他此生能出一本书的夙愿。他在《宦》文结尾这样写道：“我还有个奢想：把此文和我写的其他论述文字合并成书出版，以留给世上一点东西；如是也不枉我赵荣琛在人世间‘潇洒走一回’了！”

（摘自 《中国戏剧》 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