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近芳：我的拜师之路

我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四世论”的概括：生于乱世，长于治世，成于盛世，流传后世。人老了，总爱回忆过往的事，“前三皇后五帝”的都想起来了，我的人生大戏也到了该唱“大轴”的时候了。人这辈子总要经历起伏转折，我一生最大的转折就是在刚刚成年之际，赶上了新中国、 新社会。1949年万象更新，那年我在上海，我的故事就要从上海讲起。
　　天蟾舞台70天客满小姑娘唱红大上海

       我是一个孤儿，生下来就被送到唱戏的陈喜光家。抗战胜利时，陈家彻底败落。这时，一个叫杜菊初的人派人找我父亲，提出由他抚养我，唱戏的营业收入我们两家四六分账。杜菊初专门收养小孩学戏，学成后为他牟利。于是，我就又一次被卖了，改了现在的名字。

　　1949年秋天，我收到了来自上海的邀请。事情起因是这样，京剧界有一对黄金搭档人称李袁，就是李少春、袁世海二位先生。当时，李、袁都30多岁，风华正茂，功成名就，应天蟾舞台之邀，来沪献艺。李少春那次主推的戏是《野猪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配角林娘子。之前扮演林娘子的有李少春的夫人侯玉兰，我喊她侯姐。侯姐在台上要突出丈夫，这个角色就没有什么光彩，后来换了“四小名旦”之一的陈永玲。陈永玲是筱翠花派花旦的杰出传人，很有本事的演员，但李少春也不满意。他和袁世海说：“三哥，林娘子这个人物很关键，没有一个好旦角这台戏太干。陈师弟玩艺儿是不赖，可不合适这个角色。  你得给我找个好旦角去。”袁世海看了我的戏，急忙告诉李少春：“赶紧抢吧，不知哪冒出来的一个小孩儿，扮上跟年轻时的梅先生一样，嗓子别提多冲了。你要不去看看？”李少春说：“三哥，你看着行，准保错不了，访访人家吧。”

　　我那时还不到17岁，能和这样的大角儿同台，应该是幸运，可杜菊初跟我说了之后，我并没有高兴。为什么呢？这就说到演员的特性上了。演员这个行业就是名利场，不用回避这个问题。我那时没有参加国家剧团，没经过思想教育，所以为人民服务什么就根本不懂。既然是名利场，排名对演员是至关重要的待遇。我和杜菊初说，我去了算什么？把我摆哪儿？杜菊初听了觉得有理，就拉着我去大马神庙找我师父王瑶卿请教。

　　王瑶卿行里人都尊称王大爷，我是他晚年的弟子，师父说话非常诙谐幽默，经常把我逗得哈哈大笑，他给我起了个外号“笑宝”。师父对杜菊初说，笑宝去要单打一格。所谓单打一格，就是名字单独列出来登在广告上，如果没地方写，那就不署名，但绝不能挂三牌，这是其一。其二，我这次去除了陪李少春唱好《野猪林》，还要演自己的戏，得请一个好小生，王瑶卿提议让姜妙香一起南下。姜妙香人称姜六爷，是梅兰芳先生的合作伙伴，与王瑶卿、梅兰芳同为陈德霖先生的六大弟子，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姜六爷听说我才16岁，面露难色，“这孩子是不是太小了，我如今年纪可不小了，在一块配戏不合适。”杜菊初告诉姜六爷，这是王大爷的意思，希望你和他一起提携这个孩子，姜六爷这才答应。

　　那时，剧场逢演出火爆都得拉铁门，防止有观众情绪激动引发混乱。我们这一期，天蟾舞台足足拉了70天铁门，而且下面没人敢接这个“热炕”，我在上海滩实现了“挑帘红”。 　　马斯南路取真经进则有术退则有路

　　也是这次上海之行，我正式拜在梅兰芳先生门下。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离开北京时，王瑶卿交给我一封信：“把这信交给畹华，到了上海就拜他为师。”哎呦，这可把我吓坏了，王大爷不要我了？拜王瑶卿为师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他老人家的表演、教学自成体系，是我们中国古典戏曲的一座里程碑。我心里想，您那心窝子里的东西我还好多没学到呢，怎么就不要我了？哇，就放声大哭。王大爷被我一哭也弄懵了，“笑宝，你哭什么？”我说，您不能不要我呀。

 王瑶卿解释：“谁说不要你了？让你拜畹华是为了提高你，让他帮着我一起培养你。”我不信，非要师父立字为据，师父让我给气乐了。“我一辈子教徒弟都是人家给我立字据，我给你写什么？”我说：“您就写笑宝拜了梅兰芳，我还教她。”老爷子也是拿我没辙，“好好好，我给你写。”他写完了，我还得寸进尺：“师父，我给您拿印章去。”“哦？合着我还得给你打手模足印啊？你个笑宝，你是要气死我呀。”王瑶卿写的这张字条我像宝贝一样，缝了一个小口袋装在里面，贴身带着。

　　从我进了杜家，杜菊初总怕我跑了。所以，上海市人民政府我是断断去不得。转念一想，卖黄金和皮货的永远都是有钱人，那应该有共产党管事吧。于是，我就单枪匹马地闯进了鸿翔皮货店。      进了门我就喊：你们谁是共产党？后来想想真滑稽，这不跟神经病一样吗？一个男同志走过来问我，“你有什么事？”我说：“你们这有共产党吗？”人家笑了：“小姐，看看清楚，我们这里是皮货店。”我说话挺不客气的，“知道你们是皮货店，不卖皮货还不来呢。我就问你们这有没有共产党？”他又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明来意：“我是从北京来的唱戏的，叫杜近芳，现在要寻找共产党。你们家到底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那位男同志说：“杜小姐，我们是私营店，这里没有共产党员。你要找共产党去人民政府，别在这闹好不好？”自己这次冒失的行动失败了，那时想起一个我唯一值得信任的人，我的大姐杜丽云。

　　杜丽云是杜菊初的继女，也是王瑶卿的徒弟。她艺术造诣一般，可是为人好，王瑶卿亲口跟我说过：“你这个大姐是难得的忠厚之人。”杜丽云住在南京西路德义大楼，我便跑到大姐家里。把刚才的事情一讲，杜丽云说：“小妹，你很勇敢，大姐蛮欢喜你的。现在你的问题必须解决，由大姐来办，你千万不要再冒险了，谨防老杜狗急跳墙。”我当即答应。杜丽云紧忙给刚刚就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先生写信。梅先生拿着杜丽云的信去找了王瑶卿，两人决定直接向周总理汇报。

　　1951年的春天，梅先生通知我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演员了。先生说：“近芳，旧社会人家喊我们戏子、下九流，被人轻贱。现在新社会艺人翻身了，我们是党的文艺工作者。”我那时肯定不明白文艺工作者的含义，但是听说翻身了，就觉着多年的委屈总算到头了。

    那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成为一名国家演员。时隔不久，在王瑶卿家的“古瑁轩”，我的两位老恩师和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马少波共同主持了我的赎身。那张剥削我、困扰我的卖身契，当场焚化，我真正感觉到解放的含义了。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65年。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一个17岁在上海唱戏的毛丫头，都已经成了82岁的老人了。说到上海，20年没去了。我也很怀念曾在上海留下的足迹，那里是我的命运转折之城。